一次见到贺琳，是在1991年。

当时，贺琳在庆安县文化局下属的文艺队工作。

那年，分管文化的赵亭湖到庆安县视察工作时，去了庆安县的文化局。

局长史进，为了向赵亭湖展示他的工作成果，就带着一行人，去了文艺队的排练厅：让文艺队向领导表演唱歌，舞蹈，乐器，相声，快板，二人转等文艺节目。

表演时，史进站在赵亭湖面前，一个一个的向他介绍表演人的具体情况，节目的内容，表演的特色等等，并请赵亭湖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其间，史进注意到，赵亭湖看其他表演时显得有点心不在焉，唯独看舞蹈时，特别专注，几乎可以用目不转睛来形容。

其间，还向史进询问领舞的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?工作几年了?最后评价说“这个演员，舞蹈跳的真不错!是个好苗子，一定要好好培养。”

看到赵亭湖对贺琳的喜欢之情溢于言表。

精明的史进，立刻从赵亭湖的神色中，捕捉到了自己的机会。

第二天，史进就把贺琳单独叫到了他的办公室，告诉她，赵市长对文艺队的舞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临走时专门安顿，要他对领舞的贺琳进行重点培养。

所以，他希望贺琳以后要更加努力工作，带领舞蹈组排出更多更好的舞蹈节目。

最后，他告诉贺琳为了不辜负赵市长的嘱托，他将要把贺琳的职位由舞蹈组的组长，提升为文艺队的副队长。

庆安县的文艺队，是县文化局的二级单位。

行政级别是副科级。

文艺队的队长，按惯例，是由具有实职性岗位的副科级干部担任，副队长由非实职性岗位的副科级干部担任。

如果贺琳当了文艺队的副队长，就意味着她将由一名普通职工，荣升为副科级领导干部。

这对贺琳来说，不仅是天上掉馅饼的一件大好事，简首就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好事。

当时，贺琳己经在文艺队工作了13年。

此前，她做梦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单位的副科级领导干部。

当初，她的这份工作是分配的。

她的父母原本是绿原县二轻局下属企业的职工，后来企业倒闭，双双下了岗。

他们家的亲戚不是家在农村种地的农民，就是下了岗的工人。

贺琳是他们这个家族中唯一一个有长期稳定工作的人。

自工作以来，贺琳常听人说，在庆安县要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，必须有当大官的亲戚帮忙才行。

贺琳家根本就没有这种当大官的亲戚，无人可求，所以，脑子里一首没产生过当官的冲动。

她还听人说，多接近单位的领导，经常做熠须拍马的事，也能得到当官的机会。

就像她们文艺队的队长和那两位副队长，都是因为平时和原来文化局的局长关系走的比较近，最终获得提拔的。

但是贺琳觉得自己做不了那种人。

因为做那种人需要具备两个很特别的条件，一个是脸皮厚，不怕别人背后指指截截的议论；另一个是心肠黑，能狠下心来，经常跟领导打其他同事的小报告。

所以，通过这条道获得提升机会，贺琳也做不到。

何况，她参加工作这些年，文化局的局长虽然换了三个，但始终都是男的，而她自己是个女人，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跟领导走的太近，更容易被人家说三道西。

由于以上种种，贺琳对自己工作上的要求，就是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干好，少让领导批评；把工资挣到，将自己的生活过好。

最大的期望就是把自己的职称按部就班的评下来，像单位那些老同事一样，退休以前，可以挣上副高级职称的工资。

贺琳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做单位领导，这种传说中的好运气，有一天居然也能落到她的头上。

从耿超的办公室出来，贺琳始终有一种恍如梦中的感觉，好长时间回不过味儿，就连走路的感觉也好像在云上飘着。

尽管贺琳此前从没有过当单位领导的奢望，但并不代表她不想当单位的领导。

她不仅想当，而且很想当!因为领导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。

领导们不仅有工作上的特权，在单位内和社会上受尊敬的地位，而且还有使自己的想法得到更多展示的机会。

另外，在评职称，获得荣誉称号，受奖励，外出考察等等方面，也比普通职工占优势。

这么多好处，哪个普通职工有了当领导的机会，而放弃不当，那多半儿就是个傻子!